吴丽川/文 1月3日，中国足协发布职业俱乐部政策调整文件。 要点是：有条件接受职业俱乐部搬迁； 取消新升级俱乐部升级一年内不得进行重大股权转让的要求。 限制; 俱乐部可以为2024-2028赛季的球队命名； 而中超俱乐部可以注册6名外援，踢5名球员，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新规规模如此之大，实属罕见。 以新的对外援助政策为例。 年前是“三人”，现在是“四人”，下赛季允许“五人”，这将带来龙卷风般的影响。 三年前实施的“新冠名政策”如今已经完成了政策根本性的转变，只剩下了“中和俱乐部名称”的外衣。 从最初的强力推动，到现在的退出，堪称是一个大转变。

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对新规定存在争议。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夜之间做出的改变，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务实的决定。

中国足球经不起波折是共识，但中国足球政策频繁调整也是公认的事实。 比如对外援助政策，十年间几经变迁。 对于这种变化，关心中国足球的人们感慨万千。 当然足球协会框架，政策要保持稳定，但前提是科学决策和执行。 就如今的情况来看，足协确实有必要调整政策。 毫不夸张地说，这关系到俱乐部乃至联赛的生死存亡，必须做出调整。

中国足球进入了历史新低。 国足近期连续输给“传统弱旅”，亚洲竞争力持续减弱只是表象。 真正致命的问题是足球协会框架，很多俱乐部生存存疑，联赛根基不稳。 统计显示，2018年至2022年，中超、中甲、中乙已有44家具乐部从相应联赛注销。 这个数字再创新高，也敲响了警钟。

大部分离开的俱乐部都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拖欠工资和各种纠纷让他们难以生存。 更令人担忧的是，现有的一些俱乐部也陷入生存困境。

联赛是一个国家足球的基础和重中之重。 在联赛充满危机的氛围下，提升国足实力、在外战中展现强势表现只能是一句空话。

显然，首先让俱乐部“活下来”是谈论一系列重大命题的前提。 而“生存”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 如果没有非常措施，就很难给陷入困境的俱乐部注入活力和希望。

以下三个问题非常重要，不能不解决。 这也是足协此轮政策调整的出发点。

首先，“命名障碍”亟待解除。 中性命名确实是足球发达国家的标准，但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却是一种短期内难以达到的理想状态。 对于国内俱乐部来说，商业赞助往往是救命资金的来源。 目前国内俱乐部自给自足的不多，发展基础也不扎实，但外资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为了让投资者愿意投资，我们必须放开命名，体现投资者的利益。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提高积极性，为守株待兔的俱乐部提供输血。

二是对外援助政策有待加强。 外援对于国内俱乐部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不仅中甲“看外援”，中超也“看外援”足球协会框架，甚至亚冠联赛也“看外援”。 实行“注册6人、出场5人”的政策，符合亚冠政策，让中超俱乐部不会在外战中吃亏。 在本土球员短缺、难以引进国内顶级球员的情况下，增加外援数量可以在短期内提升俱乐部的实力。 新政策还将增加外援的出场机会，减少外援浪费，有利于提高俱乐部引援积极性。

第三，搬迁需要重启。 俱乐部搬迁早已成为一种现象，也常常被球迷和业界指责俱乐部对城市的“忠诚”。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一些陷入困境的中小俱乐部来说，另谋出路，从当地优惠政策中获得更多机会，不失为一种谋生之道。

解决上述问题不仅对现阶段的俱乐部有帮助，对于提高联赛的观赏性、振兴足球市场也大有裨益。

当然，政策调整意味着游戏规则的改变，既得利益的重新计算，舒适区的突破，可能会导致观念的冲突，甚至形成新的矛盾。 比如“外援增多”挤占本土球员位置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 然而，过去的一系列保护措施并没有促进本土玩家的快速成长。 反而造成了“工资高、能力低”、“怀旧”的现象。 为何不全方位激发“鲶鱼效应”，倒逼本土球员奋力拼搏、逆水行舟？ 另外，有人担心搬迁会造成乱象，但只要坚持有限“解禁”，严格监管，加强监管，遏制灰色交易，乱象的苗头是可以消除的。

值得一提的是，本轮政策调整虽有合理性，但毕竟是被迫的应对措施。 是否符合足球发展规律，还需要放在世界足球发展整体来判断。 我们不能把“变变”视为理所当然，也不能因压力和阻力而停滞不前。 实现稳中求进，必须汲取一夜变单、不思进取的教训，以最高领导制定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为改革框架，落实脚踏实地、坚持不懈，逐步使中国足球重回正轨、重回正轨。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