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的起源

中国足球。最早的说法可见于《战国策·齐策》：“富贵之时，福气大，可以踢足球。”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经济的繁荣，蹴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几乎大街小巷都空无一人，蹴鞠成为宫廷中的主要体育活动。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刚进宫时，总是因为无球可踢而郁郁寡欢。后来，刘邦专门为刘太公修建了“新丰宫”，让皇帝可以和家乡人一起蹴鞠取乐。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汉武帝、汉成帝等“皇帝足球明星”。此外，蹴鞠也成为军事训练的内容之一。

中国足球大联赛

目前中国国内足球联赛及主要杯赛有：

中国足球超级联赛 (CSL)

中国足球甲级联赛

中国足球乙级联赛

中国足协杯（2007年至2010年暂停，2011年恢复）

中国足球的发展

1994年以前，中国足球队均为职业队，多由地方足协管理，队名以省市名称为主。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隶属于不同国有机构的行业体育协会，如铁道部下属的火车头队、军队下属的八一队、武警先锋队等。

1992年6月，中国足协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了著名的“红山口会议”，把职业化作为足球改革的突破口，其主要动机是让各参赛球队脱离原有的政府行政体育机制，完全依靠商业化、市场化作为生存和发展的手段。

洪山口会议后，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足球俱乐部”，但其中不少都是尚未完全脱离原有地方体委的个体，如北京国安、广州阳光等。直到1993年12月上海申花成立，中国才有了完全脱离政府机制的职业足球俱乐部。相反，原有职业体制下的老牌强队，如辽宁队、八一队，多年来始终无法真正脱离原有的政府行政关系，最终面临降级甚至解散的困境。

1994年，第一届澳超职业联赛开始。

职业足球甲级联赛和职业足球乙级联赛历时10年，2003赛季后改组为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和中国足球甲A联赛。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成立的目的是效仿英超联赛等欧洲先例，让职业联赛俱乐部独立管理和运营赛事，逐步脱离中国足协的管理。中国足协将负责各级国家队比赛、培养青少年运动员、举办足协杯等其他比赛等任务。

2013年6月15日，中国国足在合肥体育中心以1：5惨败给泰国国奥队。这场比赛再一次把中国国足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很多人表示不再相信中国足球，甚至有高校球队站出来公然挑战国足，真是一场闹剧。

中国足球发展中期目标：2030年男足跻身亚洲强队

2016年4月，《中国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6-2050年）》（以下简称《规划》）发布。规划分为近期、中期、远期三个时间段。近期，实现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发展目标；中期，实现中国足球更有活力、更有生机、更有影响力，成为世界一流球队的发展目标；远期，实现成为一流足球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国足球的全面发展。

《规划》指出，近期是从现在到2020年，这一阶段实现中国足球保基本、强基层、打基础的发展目标。保基本的含义是，人民群众对足球运动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足球活动场地、时间、经费基本得到保障，全社会关心支持足球发展的良好氛围基本形成。保基本的含义是，人民群众对足球运动的需求基本得到满足，足球活动场地、时间、经费基本得到保障，全社会关心支持足球发展的良好氛围基本形成。打基础的含义是，中国特色足球管理体制机制初步建立，政策法规初步形成框架，行业标准规范日趋完善，竞赛、训练体系科学合理，足球与产业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全国足球场地数量超过7万块，平均每万人拥有0.5—0.7个足球场。

规划提到，中期（2021年至2030年），中国足球的发展目标是更有活力、更有生机、更有影响力，进入世界强队行列。更有活力，意味着管理体制科学顺畅，法律法规健全完备，多元化投入持续稳定，足球人口基础扎实，每万人拥有一块足球场。更有生机，意味着校园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球体系有效运转，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足球产业规模大幅提升，成为体育产业的重要引擎。更有影响力，意味着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达到亚洲一流水平，国家男足跻身亚洲前列，女足重回世界一流队伍行列，体育强国形象进一步提升。

规划指出，远景目标是2031年至2050年，这期间要全力实现成为一流足球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国足球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国人的足球梦，为世界足球运动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古代足球

足球起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蹴鞠”或“托鞠”，最早的说法见于《战国策·齐策》：“林府大福，竟……托鞠”。到了汉代，由于社会经济繁荣，蹴鞠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几乎大街小巷都空无一人。而蹴鞠也成为宫廷中的主要体育活动。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刚进宫时，总是因为无球可踢而郁郁寡欢。后来，刘邦专门为刘太公修建了“新丰宫”，让皇帝可以和家乡人一起蹴鞠取乐。这样的环境也造就了汉武帝、汉成帝等“帝王足球明星”。此外，蹴鞠也成为军事训练的内容之一。

唐代是蹴鞠的鼎盛时期，与汉代相比，此时的蹴鞠有了新的发明，一是“充气球”的出现，二是球门的发明。当时的球门有两种，一种是在体育场内设两个球门，两端各一个，甲踢乙的球门，乙踢甲的球门。运动量大，竞争性比较强，类似现代足球；另一种是在体育场中央设一个球门，由AB双方共用。球门较高，入口较小1982年中国足球联赛，估计只有体力很差的人才能进得去。另外，踢球门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有一人独自踢球，两人对踢，多人踢球，各种方式都有。当时唐代的MM们一般都踢非对抗性的蹴鞠，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女子足球运动员。

到了宋代，双门式已消失，以单门式或无门式为主。这种式不需要太多的锻炼，但技术性和观赏性都比较强。式是：先由甲队队长将球踢过球门（球门估计高三尺，宽一尺），乙队队员得球后，传给头，用头射门。谁将球踢过球门，谁获胜。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因民族习俗，人们十分喜爱在冰上蹴鞠（最早的冰球运动）。玩的时候，分为两队，每队几十人。球投出去后，两队争着踢，以各自队员之间传球为乐。这有点像我们打球时背对背踢球，不过是几个人传，中间一个人抓，一般要到“筋疲力尽”才停。

新中国成立后足球的发展

建国后，中国国家队曾远赴匈牙利留学，1958年回国，可惜未能进入1958年世界杯决赛圈，打击很大。或许，这应该算是整个20世纪中国足球的第一件大事。其背后的深远意义，不仅仅是第一次全员出国留学、第一次出现外籍国家队教练，最重要的是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足球骨干。李凤楼、陈成达、年维思等人不仅日后成为国家队的主力，还在较长时间内占据了中国足球的主导地位。他们自身的素质、能力、胆识，直接影响了此后几十年中国足球的发展，主宰了中国足球的命运。而他们言传身教的后人，无论在球员、教练、督导等方面，都深深地烙上了前辈的印记。 因此这群人成为近代中国足球的先驱者和奠基者，是当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足球的根。

随后的十年是“动乱期”。在“政治至上”的年代，足球被禁。改革开放后，苏永顺率领中国队闯入1982年世界杯决赛圈却未能如愿。这是中国足球在长期封闭后重返国际足联后首次闯入世界杯。从本质上说，这是中国足球现代史的开端。是中国足球与外界的第一次全方位碰撞与较量，让国人第一次意识到现代足球的残酷，初步接触到以主客场为代表的国际足球共同赛制。全程由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传遍全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看九寸黑白电视、读八分钱足球报纸的球迷。中国足球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球感动亿万心的浪潮，足球明星的概念开始成型。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至今仍是几代中国足球人奋斗的目标，足球自此奠定了中国第一运动的地位。

1985年5月19日，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主场不敌香港，无缘出线。现场球迷情绪激动，怒不可遏，怒火无处发泄，演变成打砸抢的街头骚乱。从此，中国足球不再被孤立地看成一项体育运动，而更多的是从文化角度看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国家队主教练曾学林的辞职，不仅因为比赛失败，还被当成安抚民族情绪、稳定社会的替罪羊。这意味着中国足球被赋予了沉重的社会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氛围逐渐弥漫在整个中国足坛。中国队在亚洲从巅峰走向衰落，技战术风格也从主动进攻演变为防守反击，逐渐滑向二流水平。

中国队因为两次“黑色三分钟”无缘1988年奥运会和1990年世界杯。进入现代足球的中国队抓住了东西亚分治的历史机遇，不用面对主要对手韩国队，首次真正意义上冲出亚洲。但中国足球却未能抓住这次难得的质的飞跃机会，因此进入奥运会并没有带来多大影响。相反，次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带来的冲击和反响要强烈得多。中国队在处于有利局面的情况下两次在比赛结束前三分钟连丢两球，错失了突围的历史机遇。尽管再次失败，但这个极具戏剧性的结果却让中国社会对足球的关注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1979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但足球领域与“洋教练”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却要到20世纪90年代。1992年，寻求扩大发展的中国队邀请施拉普纳，但在1994年世界杯决赛圈再次落败。施拉普纳成为第一位来华执教的国家队主教练。他在中国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是中国足球从专业化走向职业化的分水岭。虽然施拉普纳率队夺得亚洲杯季军，也给中国队带来了一些足球发达地区的理念，但他自身的水平和中国的实际国情，导致了中国队失败的必然结果。施拉普纳后来引发了一场关于继续引进洋教练，还是让中国人担任国家队主教练的争论。随着中国足球与国际接轨，这种争论已不复存在。

职业联赛之前，辽宁称霸世界。作为中国足球第一大省，辽宁从1984年到1993年，建立了十连冠王朝。其实，东北足球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走在了中国前列，但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李英发为代表的辽宁队才逐渐奠定了辽宁足球在中国不可撼动的霸主地位。他们每年都夺冠，建立了十连冠王朝，包括代表中国最高水平的全运会、全国甲级联赛、足协杯、中国队至今唯一夺得的洲际冠军亚俱杯。即便到了今天，职业联赛七年五冠的大连队，身上依然带着昔日的影子。辽宁足球已经成为中国足球最大的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足球的辉煌与失落。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全面启动，意味着中国足球进入了新时代。职业化的初衷是通过建立竞赛机制，让球员完成从“我不得不练”到“我要练”的良性转变。结果，这一无意之举让足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产业。然而，职业联赛也出现了假球、裁判丑闻、球员素质下滑等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投入的加大而愈发严重，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甚至让中国足球无法改革。与此同时，中国球员在国外比赛中的一系列糟糕表现，最终让中国足球在亚洲沦落到二流的境地。

1997年，“明知不可能却依然去做”的齐武生无力冲击世界杯，就惨败给大连金州，国人不断失望。本土教练的水平让中国队不得不再次把希望寄托在洋教练身上，霍顿来了。这位曾经担任中国国家队、国奥队主教练，为中国足球耗费两年时间、数万美元的“英国绅士”，最终还是经不起“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考验。他的“平行走位”和“长传吊射”理念，并没有拯救中国队。我们的打法没有变数、没有套路，结果只能如此。可惜的是，一代如此有潜力的球员，却和前辈一样，被写进了失败者的历史。不过，和施拉普纳一起，他们的足球理念，却对中国足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因此，中国足球坚定不移地走洋教练的道路。

除了传统的男子足球，中国也大力发展女子足球。1982年，中国女足成立，但长期以来，女足在中国并不普及，仍处于从属地位。体制和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职业体育时代，第一代女足运动员还活跃在赛场上。直到1996年奥运会和1999年世界杯，中国女足两次未能夺冠，屈居亚军后，国内才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女足热。

现代足球进入中国

20世纪初，现代足球从欧洲传入中国。“看京剧看梅兰芳，看足球看李惠堂”，这是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流传的一句话。在旧中国，一个体育界人物能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相提并论，实属罕见。他凭借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高超的球技，赢得了“亚洲足王”的称号。1976年，在联邦德国权威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李惠堂与巴西的贝利、英国的马修斯、西班牙的斯蒂法诺、匈牙利的普斯卡什并列为“世界五大足王”。当时，中国足球在亚洲逐渐发展壮大，与李惠堂一起涌现出了第一批拓荒者，首次出现了代表国家出征外战的正规队伍。 这标志着中国足球开始腾飞，足球在中国成为一项规范化的比赛。1915年至1934年，中国连续九次获得远东运动会冠军，并于1936年、1948年两次入围奥运会。此时的中国足球是亚洲无可争议的霸主。

此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政治等原因，整个世界足球出现了真空，中国足球也不例外。

中国足球相关链接

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再次吹响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深化体育事业改革的号角。

《意见》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根本目标，也预示着体育产业发展将成为推动体育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切入点1982年中国足球联赛，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从“金牌体育”向“全民体育”转变将是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

对于体育产业发展的要求更加明确、具体、深入，除了继续强调简政放权、取消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推进职业体育改革等任务外，增加了“丰富市场供给，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中小型体育设施”等新要求，并提出到2025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2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到5亿人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不仅为体育产业整体发展指明了方向，还特别关注足球、篮球、排球等普及度广、关注度高、市场空间大的集体项目和冰雪运动。中国足球发展在经历多年低迷后，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前景值得关注和期待。

普拉蒂尼：中国足球必须依靠政府

普拉蒂尼认为，在欧洲国家中，法国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政府发挥的社会作用更大，社会资源高度集中的现象十分显著。“足球是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运动，足球的发展需要最广泛的社会资源的参与，需要最全面的社会支持。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德国、西班牙、美国的青训成功，给本国足球带来的帮助。但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解决方案的组成非常复杂，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中国足球未来的成功，至少在现阶段，还是由中国政府来决定的。”

我很想知道，在与中国足协同行的晚宴上，普拉蒂尼是否也谈到了这样的话题。这是一次封闭的晚宴，中国足协不允许外人参加。普拉蒂尼说，自己的成长经历与上世纪70年代法国政府推广足球运动有关，从而产生了著名的“娇兰选拔法”。不知道在APEC的喧嚣中，有没有人会听到这些建议和经验。

“必须有政府的政治支持，这是中国足球走出当前困境的根本条件”，普拉蒂尼在论坛上表示，在私下里1982年中国足球联赛，他也多次强调这一观点。“鉴于中国社会类型的特征，政府所起的作用最为关键。政府必须在战略制定和具体实施上大力推动足球的普及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足球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国家领导人和政府官员的偏好必须转化为真正对足球发挥作用的实施方案，并得到有效实施，才能真正改变目前的局面。”

普拉蒂尼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和我分享了他年轻时经历的法国足球改革。上世纪70年代，法国足球同样不成功。“当时法国政府的积极介入，改变了法国足球的整体格局，人们看到的只是克莱枫丹国家训练基地。实际上，法国政府要求所有上二级职业俱乐部都要建立自己的青训中心，每年保证青少年足球训练和选拔的数量，否则这些职业俱乐部的经营执照就会被吊销。我们现在听到的都是职业足球和青少年足球无关，但当青少年足球发展遇到挑战，大量资金和社会资源都集中在职业足球上时，职业足球就要承担起很大一部分青训工作，只有政府才能做这样的推动和监督。”

3月16日，备受瞩目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规划》正式发布。作为中国足球改革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为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