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德是福建晋江人。改革开放后，历任中共金华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浙江省体育局局长，浙江省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陈培德

改革开放让我大胆说真话

中新社严

我敢于讲真话，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领导的肯定。我认为改革开放的一大成就就是人们可以大胆地说出真相。永远不要让说真话的人受苦。

1993年，在我调任浙江省体委（后来的浙江省体育局）主任之前，我与体育接触很少，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所谓的“打黑斗士”。以前我站在圈子外面的时候，我觉得很天真，很纯粹，很公平公正，但后来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体育运动，尤其是体育赛事，有时是非常肮脏和黑暗的，尤其是兴奋剂、足球和全国比赛。

进入体育界后，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让我这样的外行越来越难以理解。

有些比赛，金牌得主是在赛前确定的；在一些比赛中，所有的获胜者都打破了世界纪录，但没有人敢参加世界范围的比赛。

我记得最可笑的事情之一。在一次自行车比赛中，一名运动员在即将率先冲过终点线时突然掉头倒退。

为什么？

原来，教练在赛前给他打了兴奋剂，并同意他只争名次，不进前三，因为前三要检查他的尿液。但吃完之后他就控制不住自己了。快到终点的时候，他想起了教练的话，只好倒车骑行。

去年还有全国田径比赛。万米长跑比赛中，前九名全部打破了世界纪录。更可笑的是，这些运动员都不敢参加国际比赛。

服用兴奋剂、发红包、造假、吹口哨……这些公开的秘密大家都知道，但没有人告诉，也没有人能戳破这层窗户纸。

体育系统内部对此有很多看法。当时国家体育总局也看到了，但觉得没有办法调查。我当时说全国都在反腐败，但这里反腐败却很安静。

作为一名体育官员，我觉得我有责任为净化​​体育界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全国范围内没有什么改变不了的事情，但在我管辖的地区，我有责任改善浙江的小环境。因此，我对浙江体育界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要有结果，不能无所作为；其次，我们必须保持绝对清洁。结果必须真实，不能有丝毫造假。

这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所以2000年我就向媒体公开承诺，全运会浙江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如果出了兴奋剂事件，我就请省委、省政府对我进行党纪处分，然后我就引咎辞职。

很多外省的同事，包括国家体育局的领导，都对我说：“你公开做出这样的承诺，风险太大了，你自己能做到，你能保证下面的人能做到吗？” ？”

我说，为了实现这个承诺，为了避免浙江出现问题，我会做出以下一系列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措施的前提和保障。

首先是教育，然后是比国家规定更严厉的惩罚。因此，我们一起工作，思想高度统一。如果有人蠢蠢欲动足球比赛裁判为什么要吹黑哨，我们一发现苗头，就会采取措施制止。

我任职十年来，浙江在全运会上没有出现过任何丑闻。但下面的温州和台州却发生了这样的事。一名田径运动员被发现服用兴奋剂。被发现后，按照国家体育总局的规定，对其处以停赛两年并处以罚款。主教练也停止执教并被罚款。

按照国家规定，全运会如果出现两次这种情况，你们整个运动队将被取消参赛资格，所有成绩将被抹去。浙江的标准更严格。我们不想要两个案例。只要出现一种情况，整个队伍，包括其他赛事的成绩，都会被消灭。当时我们坚决按照规定处理了此事。台州的李主任来找我“吵架”，但我们毫不动摇，说真话，做事有诚意。

2001年广东第九届运动会时，人民日报记者采访了我。我告诉他，如果全运会的竞赛风格没有根本改善，浙江以后就不再参加全运会了。聚焦全民健身。震惊之大，当晚我的采访上线时，就像锅爆炸了一样。

如果有掺假，可能金牌会更多，但浙江没有掺假，成绩一直在进步。我用事实来解释一下。我刚到省体委的时候，正赶上七运会。当时浙江队金牌数排名第12位，总积分排名第13位。到了第八次，浙江金牌数排名第9，总积分排名第10，进入前十。到了第九届，浙江队金牌数排名第8，总积分排名第9。到了第10届，浙江队金牌数排名第6，总积分排名第8。这一系列的变化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的结果也是真实的。

在广东第九届全运会上，罗雪娟获得金牌后，一冲过终点线，麦克风立刻就被递到了她的嘴边。她说：“这个池子的水不干净，但我游得很干净。”

赛前我来到游泳队说了两句话。第一，全运会浙江的金牌主要靠你们。你们是金牌得主，所以你们必须争夺更多的金牌。其次，必须保持池水清洁。谁把池水弄脏了，我就质问他，他的名誉就毁了。

我主要是对教练说这些。运动员没有地方购买兴奋剂药物。教练会寻找他们并花钱购买他们。我又说了实话。如果说其他行业的腐败是个人行为，那么体育比赛中的腐败，尤其是兴奋剂，绝对是领导行为，是组织行为，是领导要求他们做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小心翼翼、秘密进行的。兴奋剂价格昂贵；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针的价格为 100 美元。需要注射多少次才有效果，我能负担得起钱吗？所有经费均以科研经费名义拨付。

2002年，我59岁。作为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那是一个时间到了、船靠岸的年纪。然而，一场足球假球和黑哨的热潮将我推到了风口浪尖。当时我在央视上说，“通过镜头，我看到那些拿了黑钱的裁判，在黑暗的角落里瑟瑟发抖。”

图为陈培德。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2001年到2002年，假球黑举报十分猖獗，所以我在2002年发言最多，公开批评体育界的黑幕。

自1994年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开赛以来，中国足球的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但裁判收非法钱吹哨、球员收非法钱打假球的水平却不断提高。到2001年，它达到了顶峰。

本来大家踢球只是为了快乐，为了一种精神。但进入市场经济后，特别是足球职业化后，就变成了功利足球。如果你赢了，你会得到奖金，但如果你输了，你可能什么也得不到，甚至毁掉你的职业生涯。

那么如果我的水平没有提高怎么办？有些人会不择手段，投机取巧，诈骗。现在企业都在办足球俱乐部，企业更加功利化。他们只是将足球视为一种经济。那么市场经济的一些“潜规则”就进入了足球领域，足球也发生了改变。这个好处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

足球领域的腐败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下赌博。地下赌博公司主要在海外。如果他们想赢不想输，就必须私下贿赂俱乐部或者贿赂几个关键球员，让最终的比赛结果与情况相符。赌注的下注方式不同，以便博彩公司获胜。

因此，赌博就带出了“黑哨”，可以贿赂裁判、球员、俱乐部。联赛中也有俱乐部。他们都想赢。如果你实力不够，想赢却赢不了怎么办？那么你就可以贿赂裁判甚至对方球员。贿赂球员玩假球更容易。你只需要贿赂三名球员就可以完成这件事：后卫、前锋和守门员。后卫丢球，前锋丢球，守门员丢球。

那么谁允许这样做呢？幕后有官员，所以腐败有四个方面，即赌博、黑举报、假球、贪官污吏。

贿赂裁判和球员是联盟中公开的秘密。俱乐部通常通过专业中介机构与裁判取得联系。起拍价6万元，重点比赛30万元。贿赂裁判，自然少不了中间人和边裁。裁判通过罚不该判的罚球、判不该判越位来影响整个赛事，其中最致命的是点球。双方事前协商，事后履行协议。

裁判通常会在赛前衡量两队的实力以及主客场的关系。如果实力相差太大足球比赛裁判为什么要吹黑哨，裁判也不敢。一般来说，他会在实力接近​​的时候向主场俱乐部收钱。客队想要赢球，就必须付出代价。双倍的钱，双方都收钱的唯一可能是平局。当时有一支俱乐部，主场赢了十多场，客场连输了十多场。

杭州有一个裁判，印象不太好。当时他开的是一辆宝马。那时私家车很少。别说开宝马了，当裁判的时候，他就在绿茵场上发了不义之财。当时的国家体委和后来的国家体育总局，车主们是从中国足协开始的。那时候，私家车很少。总局中国足球管理中心的官员和工作人员最先购买私家车，因为他们有钱，但每个人的工资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他们买得起而其他人买不起？只是因为有很多油和水。

当时俱乐部主场被黑，客场也被黑。俱乐部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

浙江绿城CEO宋卫平最初认为，当裁判就是请客、吃饭，顶多喝几斤茶。

这场风波是由2001年甲乙联赛最后两场比赛引发的，被媒体称为“AB五鼠案”。浙江绿城、成都五牛等五支球队互相打假球，引起轩然大波。 。

赛后，2001年10月，吉利集团李书福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吉利俱乐部退出甲乙联赛，退出中国足球。会上，李书福本来是根据法律顾问写的稿子宣读的，但当他提到裁判不公平时，他扔掉了稿子，脱口而出。我们吉利给了裁判钱，也为裁判做了工作。

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在杭州的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幕。苦于足球潜规则，他立即给李书福打电话，邀请他来杭州，联手打黑打假。两人一拍即合，后来成为杭州黄龙饭店的创始人。联合新闻发布会。

图为陈培德、宋卫平在打假新闻发布会上。

发布会前，宋卫平联系我，希望我能够支持他。我当时正在外地参加一个会议，并明确表达了我的支持。同时，我立即给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颜世铎打了电话。当时颜世铎非常感谢我们及时报道了这么重要的消息。

2001年11月1日，我和宋卫平去北京会见严世铎。

那时我有两个角色。第一个作用就是联手宋卫平向中国足协主席严世铎上书，希望浙江发起的“打黑打假”能够得到严世铎和中国足协的支持;第二个作用是和颜世铎一起做宋卫平的工作，希望宋卫平能够拿出他贿赂裁判的真凭实据。

颜师铎的态度非常明确，他相信只要有证据，就会毫不留情地杀人，立刻杀了他。不过，宋卫平此时有些犹豫，只表示回到杭州后带两件，其中一件就是后来的龚建平。

图为龚建平。资料图

在全国媒体面前，宋卫平崛起，但当他坐上打黑英雄的位置后，却发现自己“受贿”的另一个身份不可避免地接替了。李书福曾对我说，陈主任，我一个人进去也没关系，但还有一千多人要跟我一起吃饭。随后，李以退出足球为名，保持沉默，远离风波。

作为身家过亿的企业家，宋卫平也面临着和李一样的担忧，更何况宋是历史专业的。

经过我们的反复努力，宋决定继续前进。应该说，宋当时的胆子是相当大的。

图为宋卫平。资料图

此时宋手上的证据就是足球裁判龚建平的认罪书和退款信。据了解，宋某与龚某此前已充分沟通。龚的认罪退款信有良心的一面，是宋的错。工作的结果，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宋卫平是想救龚建平，但宋卫平也埋伏了。绿城和龚建平的交易是8万元，但宋打了一半折扣，只说是4万元。他想和龚建平轻描淡写。同时，我也应该温柔一些，尽管事实上我最终没能拯救龚建平。

2001年12月17日，宋卫平将龚建平的认罪书和退款4万元寄到我办公室，我立即转交给国家体育总局。

2002年春节过后，接到国家体育总局通知，总局监察局四人调查组将赴浙江了解足球“打黑打假”情况。

2月4日，调研组抵达杭州，听取了我代表浙江省体育局党组的汇报。我详细阐述了“打黑打假”的原因、所做的工作、掌握的证据以及中国足协不作为的后果。由于压力来临，他们强烈要求司法介入，认为单靠中国足协的行业管理已经无法解决问题。

会后，我了解到了调查组成员的真实身份。他们不是国家体育总局的工作人员。组长是中央纪委某办公室主任。副组长是铁道部纪检组组长。组员为监察总局梁小平、中国足协李东生。这次视察是中央纪委根据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体育工作的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的指示派出的。

中央纪委调查组对浙江、上海、江苏、辽宁等地多家足球俱乐部进行了调查，获取了大量证据。最终移交给最高人民检察院。从此，“打黑打假”进入司法程序。

裁判龚建平最终因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这场风波戛然而止。

龚建平并没有因为有罪而受到冤屈，但可惜的是，龚建平不应该是最后一个，更不应该是唯一一个受到法律制裁的裁判。

这场风波涉及面很大，黑哨假球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力量超乎人们的想象。只能说，这次风波及其结果反映出中国的合法化进程确实很漫长。

在这场风波中，颜师铎从一开始就表示“认罪就从宽，抗拒就从宽”。但为何“认罪就从宽”却又“入狱”呢？那些反抗却仍“回家过年”的人？除龚建平招认外，其他裁判或官员均未受到中国足协处理。崛起的绿城最终受到了所有俱乐部中最严厉的处罚，罚款80万元，多名球员停赛。

我事后写信给中国足协要求解释，“功不可没”。中国足协一语道破。

风波过去后，2004年5月，还在中国足协任职的颜世铎来到杭州，见到了当年的几位“老朋友”。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浙江省体育局，我“非官而轻”。去赴约时，宋卫平找借口回避，“见面了还能说什么，那就更尴尬了。”后来宋卫平告诉我的。

酒桌上，“老友”们有说有笑。自始至终，我都在等待颜师铎提足球，但是颜师铎却从来没有提过。他不提，我也不会提，就像鲁迅先生说的，今天的天气哈哈哈，哈哈哈，那边就在哈哈哈过去了。

此后，我有幸两次见到李岚清同志。每次我想问为什么镇压足球却半途而废，但说话时却缩了回去，不敢问。

在这次风波中，没有直接的压力，也没有领导就这件事公开批评我，但间接的压力却很大。上面有人请我吃饭，给我工作，从北京专程赶来，暗示我别再说了。

一位高层领导劝我尽快放弃。当事情好的时候就停下来说明两个问题。必须说是好，但不能总是说够了。

还有一次，一位中央领导来浙江，我陪他到西湖国宾馆打桥牌。他说，如果你说真话，就不怕名誉扫地。我回答说，首长，我不会说真话，怕丢了名誉。你可以想象，说实话仍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后来央视记者问我，你怎么有勇气说实话？我反问他们，我说你的问题有点奇怪，说真话不需要勇气，我说真话不需要勇气，但是说谎确实需要勇气。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结束也很正常。可以说，从足球运动员，到俱乐部，到裁判，到经纪人，一直到足协最高层官员甚至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人人都有腐败分子。这些黑色的幕布，这些铁幕，一层一层地立在那里。难怪足球界的腐败难以打破。

直到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下定决心，铁幕才被打破。

2004年，我调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生委员会副主任。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书记打电话给我，说习书记想和你谈谈打击足球诈骗和有组织犯罪的问题。

当我听说他如此关心足球时，我非常兴奋。我认为这并不容易。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天。但是那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说，陈主任，我很抱歉。习书记今天有重要活动。 ，不能参加，下次再约。

我等了一年。第二年，书记又给我打电话，说习书记再请你谈谈足球。但没过多久，电话又来了，说陈主任足球比赛裁判为什么要吹黑哨，非常抱歉，习书记今天有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能再来了。

该协议被搁置了两年，直到2006年才达成。该协议持续了三年。

第三次接到电话后，秘书按约定时间带我去了习书记办公室。这时，习书记已经在门口等候了。

我边握手边说：“习书记，公务这么忙，还不记得找我谈话，你都等了两年了。”他礼貌地说：“抱歉让您久等了。”坐下后，羲和书记说道：“我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你了。”我说：“因为足球？”他微笑着点点头，说道：“我从那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工作，关注足球打假打黑工作的进展，关注你们的行动。到了浙江后，我们就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我听过你两次常委会的讲话，觉得你很有个性，很直率，很有思想，今天我就请你讲讲真相。我详细介绍了整个过程打击足球欺诈。”

得到习书记的肯定后，一种信任感油然而生，我向他详细报告了事件的起因、过程、突然停工的结果，以及我对项目中止原因的分析和分析。事件。

习书记听得很认真，不时询问一些细节。他还多次往我的茶杯里加开水。我们像家人一样聊天。我把我决定“藏在肚子里”的事情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他饶有兴趣地听着，并提出了问题。时间不知不觉就过了12点了。我抱歉地说：“习书记，很抱歉耽误了您的用餐时间。”他笑道：“没关系，每天都会发生。”谢谢你给我介绍得这么详细。”

后来大家也都知道，他到了中央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赌博、假球、黑举报、腐败等问题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

后来我写信给他，提出四点建议。足球打假反腐取得初步成效后，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思考下一步如何改革发展足球。我当时提到四点，包括反思当年中途停赛的教训；从一个例子中进行推论。其他运动项目也有不同的形式。腐败现象有不同程度，不能在足球领域反腐败，在其他项目上不腐败；启动问责制，国家体育总局及总局领导对于足球和体育领域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是什么态度？现在社会影响这么大，他们就没有责任吗？还需要深化改革。我建议足球一定要建立管管分离的制度，因为中国足协既是球员也是裁判，所以没有监督。

习近平同志将我的信转交给时任主管体育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刘延东副总理在信中批示：“陈培德同志就足球问题致习近平副主席的信，体现了一位老体育工作者对体育的高尚情怀，值得大家学习和尊重……”

这个指示是我应邀参加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召开的足球管办分开改革方案论证会时，梁小龙主任透露的。

在这次论证会上，我有幸参与了专家组的设计论证工作。后来中国足协召开了全国足球大会，我是唯一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当时，中国足协拿出了足球改革方案、改革方案、足球发展方案。提出20年后中国成为亚洲足球强国。

可见，习近平同志对基层、地方足球的了解颇多。因此，他来到中央后，立志要改变中国足球的面貌，赋予中国足球新的生命。我不认为这是他唯一的意图。转念一想，这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他心里已经计划好了。

2008年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时，评选出了一批优秀校友，我也入选了。作为一名北大的学生，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底线。如果我想说的话，我会说实话，决不说谎。如果很难甚至不可能说出真相，我会保持沉默。总之，违背我心的话我不会说。 。

图为陈培德所著《轮到我了：谁搞砸了中国足球》一书。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